买房来抵御财富贬值，也许只是普通人的一厢情愿

2008年的金融海啸改变了一切。中国在这场海啸的威胁之下，自乱阵脚。我们此前根本就没想明白自己的经济模式的优劣，对经济危机的本质，更是一无所知。我国所谓的经济学家团体，开始乱出馊主意，并将这个国家一步步的带入了陷阱。

2008年金融海啸发作的原因，在于美国国内的金融秩序失控。美国的金融企业鼓励低收入群体借债购房，由于低收入群体的还债能力有限，这种债务并称为“次级债”，并且美国华尔街成熟的金融体系之下，这些次级债还被打包成了各种金融产品，在欧美日韩的各类金融企业之间加上杠杆之后来回倒卖，在卖了几十次之后，新的接手人甚至连加了多少倍杠杆都算不清楚了，更别说评估原始借款人的还债能力了。在本质上，所谓的次级债，其实也是向底层民众输送购买力，以支撑经济发展的一种“凯恩斯”式的操作。然而即便是政府去借国债都有其负债极限，底层民众的负债能力就更低了。这类次级债从2000年之后在美国流行起来，到2007年中，短短七年时间，就开始不停的暴雷，并由于争相加杠杆的关系，亏损被剧烈放大，全球大部分金融企业的现金流眼看就要因此断绝，因此纷纷从实体经济中抽回资金以自救，全球经济因此遭遇重创。
　　这个时候的中国经济其实并没有遭遇多少冲击。外面的欧美日韩各国固然是一日三惊，但是我大中国的金融体系一直都是处于相对封闭状态，从来没有参与过次级债及相关金融产品的买卖，没有亏损也就没有回收资金的压力，中国本土的消费力因此并没有受到冲击。表现在数据上，2008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.85万亿，较2007年的8.92万亿，绝对值增幅达到21.6%，这个增幅已经非常好看了，根本就没有丝毫危机发作的迹象。而在吸纳外资方面，我国服务贸易逆差115亿美元，货物贸易顺差2981亿美元，利用外资净头寸365亿美元，如此合计，我国2008年吸纳了足足3231亿美元的外资，对比起来，2007年的数据为3046亿，2006年只有2140亿。这三千多亿美元，当然都可以用于补充国内的消费力。当时虽然是金融海啸肆虐，欧美日韩各国都处于金融紧缩之中，但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还是要维持的，必须的生活用品，也还是要买的。而中国出口的物美价廉的终端消费品，恰好满足了这些发达国家国民过紧日子的需求。进一步来说，应该还会有很多欧美科技企业不堪重负，将产能搬到生产成本相对低廉的中国来，或者直接将企业卖给中国人。这个时刻，其实并不是中国的危机，而是一次历史性的机遇，如果我们能够抓住的话，我大中国说不定自此就能建立起真正的工业全产业链，成为真正的工业强国。
　　然而历史没有如果。2008年11月，在迷信“凯恩斯主义”的国产经济学家的一致鼓吹之下，“四万亿”投资计划赫然出台。这份计划的本质，就是放开了地方政府借债的限制，地方政府可以大肆借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，以此来拉动经济发展。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自此暴涨，2008年底的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基本上略等于零，到了2013年中，根据国家审计署的调查结果，已经剧烈上升到约16万亿人民币。这还只是审计地方政府直接负债的结果，至于地方政府的各种融资平台公司的借款，由于打扮成了国有企业负债，因此并未纳入统计之内，业内的估算是超过10万亿。这二十多万亿的巨资，由地方政府借债而来，并在地方政府的主持之下，花在各种基础建设项目之上。这笔几乎是凭空而来并且几乎没有监管的巨款，自此改变了中国经济的运行模式。
　　2008年前的中国，大都只能是规规矩矩做生意挣钱，无论是民是官，想要无本万利空手套白狼，不说完全没有这种情况吧，但是操作难度极大，至少不具备普遍性。大家挣钱的难度差不多，因此全社会的贫富分化情况也不算严重。根据招商银行与贝恩财富每两年发布一次的全国“私人财富研究报告”，2006年全国18万富人的可投资资产规模约5万亿元，考虑到可投资资产不是现金就是可以随时变现为现金的股票和理财，这些资产事实上也是以现金形式存在于其他账户上，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个可投资资产数据，与我国企业+居民的存款余额数据相比较。注意，企业+居民的总存款数据，可以说是全社会的流动性资产之和。以富人的可投资资产与全国的流动性资产进行比较，可以清晰的看出一个国家的财富集中程度。
　　2006年，中国18万富人的可投资资产为5万亿，对比当年度企业+个人的存款总额31万亿，当年度的财富集中度为16.1%，2008年这个比值提升到18.4%，两年时间的提升幅度为2.3%。此后4万亿投资计划开始实施，并最终带来20余万亿的地方政府基建投资。这些地方基建项目并没有严厉的财政监管制度，在成本采购和工程建设方面，几乎全都是由地方主官一言而决。权力与资本，自此紧密结合起来，并因此凭空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权贵资本阶层。反应在数据上，就是财富集中度迅速提升，2010年提升到22.1%，2012年提升到26.8%，2014年32.0%，2016年38.6%，到2017年，仅仅224万富人，就已经控制了全社会45.7%的流动资产。注意，2016年较2014年，两年时间财富集中度提升了6.6%，而2017年，仅一年时间，财富集中度就提升了7.1%。按这种趋势来算，2018年招行和贝恩资本的报告数据目前还没出台，但是估算起来，2018年的财富集中度应该已经达到55%左右了。这已经是非常耸人听闻的数据了。
　　在这里，我必须再重复一次经济危机的本质：利润集中到少数资本家手里，造成全社会的消费力不足。现在我大中国区区两百余万人，就拿走了全社会一半以上的流动资金，这意味着我大中国已经具备了经济危机发作的充分和必要条件。这个结论实在令人震惊，因此我这里必须给出更多的数据进行论证。首先我要给出的，是在零售业务上做得最为出色的招商银行金葵花客户（资产50万元以上的个人客户）2007-2018.6的资产数据演变。
　　根据招行的年报数据，2007年金葵花客户资产占其总零售客户资产的比值为55%，到2017年提升到82%的惊人水平，2018年的全年数据尚未发布，单就其半年报中的数据来看，依然维持在82%左右的水平上。仅仅2%的零售客户，就占了全部零售客户资产的82%，或许，就是我国真实的贫富差异水平。
　　在这组数据之外，我还要给出另外一组数据，我国12家大型商业银行的私人银行客户（资产规模600-1000万的高等级客户）2015-2018.6的资产数据演变。
　　2015年，上述12家中国最主要的大型商业银行合计44.7万私人银行客户，总流动性资产规模达到6.45万亿。到2018年6月，总计62.5万的私人银行客户，总流动性资产规模达到9.49万亿。短短两年半时间，私人银行客户资产规模增加了47%。这种令人震惊的财富聚集速度，就如此真切的发生了。在这一串冷冰冰的数据背后，无疑就是越来越快速的贫富分化。
　　当区区两百余万人就控制了全社会一半以上的流动资产时，事实上就已经达到了控盘的效果。而在实践操作中，根本不需要达到如此高的比值就能控盘。根据一般的商业经验，比如在股市中，庄家控制的流通股比例达到3成，就被称为“筹码归边”，可以为所欲为了。这样看起来，我大中国大致上在2013-2014年间，就完成了全社会财富的筹码归边。这当然就意味着一件事：普通人的生意，在2013年以后，就越来越不好做了。而我大中国的经济增速，自此之后，也开始剧烈下降。在这里我顺带说一下，还记得第一章里我们讲述过的中国黄金消费量达到极限的时间吗？同样也是2013年。
　　在数据上，2014年以后，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就丧失了增长性，在6.5万亿左右徘徊，2017年煤铁等大宗原材料大幅提价，令国企利润在一年内大幅上升38.3%，并由此带动整个工业利润上升了9.3%，但是到了2018年，全行业利润就萎缩回了6.6万亿，退回到了2014年的水平。究其原因，其实就是社会财富过度集中在了少数资本手中，全社会高度缺乏新增消费力，于是各行各业只能进行存量博弈，想要再实现业绩增长，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。
　　注意，在一个已经实现了筹码归边的市场之下，普通老百姓想要实现财富增值，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。2014年之后的股市当然就成为了资本的猎场，想收割散户，就随意发点消息，玩玩并购游戏，或者直接下场使用优势资本操纵股价；要收割企业，就去大大方方的做门口的野蛮人。2015年股灾时期，普通股民每天焦头烂额，但是顶级资本就能指挥国家队今天拉升这只票，明天买进那只票，轻松出货，在股灾中还能开开心心当股神。老百姓想要摆脱资本的收割，竟然只剩下一条路：炒房，集体炒房。
　　要知道我大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其实是最为市场化的市场。虽然土地资源被政府垄断，但是土地供应方式基本上严格遵循价高者得的公开出让制度。地方政府迫于财政压力，当然也是一心想把手里的地卖出高价来，对于私下授受土地，骨子里就非常抗拒，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即便有少数违规供地的情况，也不是主流。至于房屋买卖环节，那更是彻彻底底的市场化，开发商明码标价，谁有钱谁就能买，个别城市的个别地产销售人员，私下会收点茶水费什么的，这本身也是市场经济的表现，出得起这个茶水费的客户，就能买到这套他深信会继续涨价的房子。也只有这一个市场，筹码归边的权贵毫无办法。想要控盘的话，由于行业上上下下普遍使用金融杠杆的缘故，地产市场规模被放大到惊人的程度，根本就控不过来。还记得本文第二章的几个重要数据吧，截至2018年底，地产商累计欠了48万亿的债去买地建房，而老百姓则欠了54万亿的按揭贷款。在这样的金融杠杆推动之下，2018年中国商品房市场成交规模高达15万亿。更关键的是，商品房这种东西，虽然也具有流动性，但是流动性始终比不上股票之类的资产，要转手的话，动不动就是3个月到半年的成交周期。对于我大中国的控盘资本来说，介入这种市场，实在是得不偿失。因此，毫无意外的，房地产在2008年后逐渐成为了国人唯一的投资渠道，不惜投入自己八成的棺材本，至于股票，则已经逐渐被普通老百姓给放弃了。根据上交所的统计年鉴数据，2008年上交所散户（持股10万元以下）合计持股市值6256亿，占上交所全部股票总市值的比值5.5%，到2017年，散户持股市值下降到3449亿，占比下降到了1.2%。
　　阅读到这里，我们事实上已经可以勾勒出我大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发展主线：1980年代的中国尝试建立计划经济体制；1990年代这种尝试陷入失败，品尝了足足十年的苦果；2000年之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，引入外资补充消费力，并带来近10年的经济腾飞；2008年之后我国开启了无节制的地方债投资，并导致严重的经济后果：财富归边。老百姓面对这种财富归边的现象，唯一可以做的事情，就是买房。这个15万亿的地产市场，被控盘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，哪怕像碧桂园这种宇宙第一强房企，2018年的销售业绩也只有7287亿，占比也只不过是4.8%，想要控盘，根本就谈不上。
　　然而，可怕之处在于：以买房来对抗财富归边，来抵御可能的财富清洗，其实也只不过是普通国人的一厢情愿。我们必须时刻记得，经济危机的本质，就是全社会的消费力不足。本来财富归边，就已经是引发危机的充分必要条件了。而老百姓将手里的收支结余资金全部拿去买房，进一步削弱消费力，更是雪上加霜，这必将会加速经济危机的到来。到现在这一刻，应对系统性的金融风险，已经是我大中国的第一要务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