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买房来抵御财富贬值,也许只是普通人的一厢情愿

2019-04-04 09:22:37


2008年的金融海啸改变了一切。中国在这场海啸的威胁之下,自乱阵脚。我们此前根本就没想明白自己的经济模式的优劣,对经济危机的本质,更是一无所知。我国所谓的经济学家团体,开始乱出馊主意,并将这个国家一步步的带入了陷阱。

2008年金融海啸发作的原因,在于美国国内的金融秩序失控。美国的金融企业鼓励低收入群体借债购房,由于低收入群体的还债能力有限,这种债务并称为“次级债”,并且美国华尔街成熟的金融体系之下,这些次级债还被打包成了各种金融产品,在欧美日韩的各类金融企业之间加上杠杆之后来回倒卖,在卖了几十次之后,新的接手人甚至连加了多少倍杠杆都算不清楚了,更别说评估原始借款人的还债能力了。在本质上,所谓的次级债,其实也是向底层民众输送购买力,以支撑经济发展的一种“凯恩斯”式的操作。然而即便是政府去借国债都有其负债极限,底层民众的负债能力就更低了。这类次级债从2000年之后在美国流行起来,到2007年中,短短七年时间,就开始不停的暴雷,并由于争相加杠杆的关系,亏损被剧烈放大,全球大部分金融企业的现金流眼看就要因此断绝,因此纷纷从实体经济中抽回资金以自救,全球经济因此遭遇重创。
  这个时候的中国经济其实并没有遭遇多少冲击。外面的欧美日韩各国固然是一日三惊,但是我大中国的金融体系一直都是处于相对封闭状态,从来没有参与过次级债及相关金融产品的买卖,没有亏损也就没有回收资金的压力,中国本土的消费力因此并没有受到冲击。表现在数据上,2008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.85万亿,较2007年的8.92万亿,绝对值增幅达到21.6%,这个增幅已经非常好看了,根本就没有丝毫危机发作的迹象。而在吸纳外资方面,我国服务贸易逆差115亿美元,货物贸易顺差2981亿美元,利用外资净头寸365亿美元,如此合计,我国2008年吸纳了足足3231亿美元的外资,对比起来,2007年的数据为3046亿,2006年只有2140亿。这三千多亿美元,当然都可以用于补充国内的消费力。当时虽然是金融海啸肆虐,欧美日韩各国都处于金融紧缩之中,但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还是要维持的,必须的生活用品,也还是要买的。而中国出口的物美价廉的终端消费品,恰好满足了这些发达国家国民过紧日子的需求。进一步来说,应该还会有很多欧美科技企业不堪重负,将产能搬到生产成本相对低廉的中国来,或者直接将企业卖给中国人。这个时刻,其实并不是中国的危机,而是一次历史性的机遇,如果我们能够抓住的话,我大中国说不定自此就能建立起真正的工业全产业链,成为真正的工业强国。
 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。2008年11月,在迷信“凯恩斯主义”的国产经济学家的一致鼓吹之下,“四万亿”投资计划赫然出台。这份计划的本质,就是放开了地方政府借债的限制,地方政府可以大肆借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,以此来拉动经济发展。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自此暴涨,2008年底的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基本上略等于零,到了2013年中,根据国家审计署的调查结果,已经剧烈上升到约16万亿人民币。这还只是审计地方政府直接负债的结果,至于地方政府的各种融资平台公司的借款,由于打扮成了国有企业负债,因此并未纳入统计之内,业内的估算是超过10万亿。这二十多万亿的巨资,由地方政府借债而来,并在地方政府的主持之下,花在各种基础建设项目之上。这笔几乎是凭空而来并且几乎没有监管的巨款,自此改变了中国经济的运行模式。
  2008年前的中国,大都只能是规规矩矩做生意挣钱,无论是民是官,想要无本万利空手套白狼,不说完全没有这种情况吧,但是操作难度极大,至少不具备普遍性。大家挣钱的难度差不多,因此全社会的贫富分化情况也不算严重。根据招商银行与贝恩财富每两年发布一次的全国“私人财富研究报告”,2006年全国18万富人的可投资资产规模约5万亿元,考虑到可投资资产不是现金就是可以随时变现为现金的股票和理财,这些资产事实上也是以现金形式存在于其他账户上,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个可投资资产数据,与我国企业+居民的存款余额数据相比较。注意,企业+居民的总存款数据,可以说是全社会的流动性资产之和。以富人的可投资资产与全国的流动性资产进行比较,可以清晰的看出一个国家的财富集中程度。
  2006年,中国18万富人的可投资资产为5万亿,对比当年度企业+个人的存款总额31万亿,当年度的财富集中度为16.1%,2008年这个比值提升到18.4%,两年时间的提升幅度为2.3%。此后4万亿投资计划开始实施,并最终带来20余万亿的地方政府基建投资。这些地方基建项目并没有严厉的财政监管制度,在成本采购和工程建设方面,几乎全都是由地方主官一言而决。权力与资本,自此紧密结合起来,并因此凭空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权贵资本阶层。反应在数据上,就是财富集中度迅速提升,2010年提升到22.1%,2012年提升到26.8%,2014年32.0%,2016年38.6%,到2017年,仅仅224万富人,就已经控制了全社会45.7%的流动资产。注意,2016年较2014年,两年时间财富集中度提升了6.6%,而2017年,仅一年时间,财富集中度就提升了7.1%。按这种趋势来算,2018年招行和贝恩资本的报告数据目前还没出台,但是估算起来,2018年的财富集中度应该已经达到55%左右了。这已经是非常耸人听闻的数据了。
  在这里,我必须再重复一次经济危机的本质:利润集中到少数资本家手里,造成全社会的消费力不足。现在我大中国区区两百余万人,就拿走了全社会一半以上的流动资金,这意味着我大中国已经具备了经济危机发作的充分和必要条件。这个结论实在令人震惊,因此我这里必须给出更多的数据进行论证。首先我要给出的,是在零售业务上做得最为出色的招商银行金葵花客户(资产50万元以上的个人客户)2007-2018.6的资产数据演变。
  根据招行的年报数据,2007年金葵花客户资产占其总零售客户资产的比值为55%,到2017年提升到82%的惊人水平,2018年的全年数据尚未发布,单就其半年报中的数据来看,依然维持在82%左右的水平上。仅仅2%的零售客户,就占了全部零售客户资产的82%,或许,就是我国真实的贫富差异水平。
  在这组数据之外,我还要给出另外一组数据,我国12家大型商业银行的私人银行客户(资产规模600-1000万的高等级客户)2015-2018.6的资产数据演变。
  2015年,上述12家中国最主要的大型商业银行合计44.7万私人银行客户,总流动性资产规模达到6.45万亿。到2018年6月,总计62.5万的私人银行客户,总流动性资产规模达到9.49万亿。短短两年半时间,私人银行客户资产规模增加了47%。这种令人震惊的财富聚集速度,就如此真切的发生了。在这一串冷冰冰的数据背后,无疑就是越来越快速的贫富分化。
  当区区两百余万人就控制了全社会一半以上的流动资产时,事实上就已经达到了控盘的效果。而在实践操作中,根本不需要达到如此高的比值就能控盘。根据一般的商业经验,比如在股市中,庄家控制的流通股比例达到3成,就被称为“筹码归边”,可以为所欲为了。这样看起来,我大中国大致上在2013-2014年间,就完成了全社会财富的筹码归边。这当然就意味着一件事:普通人的生意,在2013年以后,就越来越不好做了。而我大中国的经济增速,自此之后,也开始剧烈下降。在这里我顺带说一下,还记得第一章里我们讲述过的中国黄金消费量达到极限的时间吗?同样也是2013年。
  在数据上,2014年以后,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就丧失了增长性,在6.5万亿左右徘徊,2017年煤铁等大宗原材料大幅提价,令国企利润在一年内大幅上升38.3%,并由此带动整个工业利润上升了9.3%,但是到了2018年,全行业利润就萎缩回了6.6万亿,退回到了2014年的水平。究其原因,其实就是社会财富过度集中在了少数资本手中,全社会高度缺乏新增消费力,于是各行各业只能进行存量博弈,想要再实现业绩增长,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。
  注意,在一个已经实现了筹码归边的市场之下,普通老百姓想要实现财富增值,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。2014年之后的股市当然就成为了资本的猎场,想收割散户,就随意发点消息,玩玩并购游戏,或者直接下场使用优势资本操纵股价;要收割企业,就去大大方方的做门口的野蛮人。2015年股灾时期,普通股民每天焦头烂额,但是顶级资本就能指挥国家队今天拉升这只票,明天买进那只票,轻松出货,在股灾中还能开开心心当股神。老百姓想要摆脱资本的收割,竟然只剩下一条路:炒房,集体炒房。
  要知道我大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其实是最为市场化的市场。虽然土地资源被政府垄断,但是土地供应方式基本上严格遵循价高者得的公开出让制度。地方政府迫于财政压力,当然也是一心想把手里的地卖出高价来,对于私下授受土地,骨子里就非常抗拒,在这样的背景下,即便有少数违规供地的情况,也不是主流。至于房屋买卖环节,那更是彻彻底底的市场化,开发商明码标价,谁有钱谁就能买,个别城市的个别地产销售人员,私下会收点茶水费什么的,这本身也是市场经济的表现,出得起这个茶水费的客户,就能买到这套他深信会继续涨价的房子。也只有这一个市场,筹码归边的权贵毫无办法。想要控盘的话,由于行业上上下下普遍使用金融杠杆的缘故,地产市场规模被放大到惊人的程度,根本就控不过来。还记得本文第二章的几个重要数据吧,截至2018年底,地产商累计欠了48万亿的债去买地建房,而老百姓则欠了54万亿的按揭贷款。在这样的金融杠杆推动之下,2018年中国商品房市场成交规模高达15万亿。更关键的是,商品房这种东西,虽然也具有流动性,但是流动性始终比不上股票之类的资产,要转手的话,动不动就是3个月到半年的成交周期。对于我大中国的控盘资本来说,介入这种市场,实在是得不偿失。因此,毫无意外的,房地产在2008年后逐渐成为了国人唯一的投资渠道,不惜投入自己八成的棺材本,至于股票,则已经逐渐被普通老百姓给放弃了。根据上交所的统计年鉴数据,2008年上交所散户(持股10万元以下)合计持股市值6256亿,占上交所全部股票总市值的比值5.5%,到2017年,散户持股市值下降到3449亿,占比下降到了1.2%。
  阅读到这里,我们事实上已经可以勾勒出我大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发展主线:1980年代的中国尝试建立计划经济体制;1990年代这种尝试陷入失败,品尝了足足十年的苦果;2000年之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,引入外资补充消费力,并带来近10年的经济腾飞;2008年之后我国开启了无节制的地方债投资,并导致严重的经济后果:财富归边。老百姓面对这种财富归边的现象,唯一可以做的事情,就是买房。这个15万亿的地产市场,被控盘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,哪怕像碧桂园这种宇宙第一强房企,2018年的销售业绩也只有7287亿,占比也只不过是4.8%,想要控盘,根本就谈不上。
  然而,可怕之处在于:以买房来对抗财富归边,来抵御可能的财富清洗,其实也只不过是普通国人的一厢情愿。我们必须时刻记得,经济危机的本质,就是全社会的消费力不足。本来财富归边,就已经是引发危机的充分必要条件了。而老百姓将手里的收支结余资金全部拿去买房,进一步削弱消费力,更是雪上加霜,这必将会加速经济危机的到来。到现在这一刻,应对系统性的金融风险,已经是我大中国的第一要务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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